» 1、赵鼎新离职后介绍浙大社会学系改革:取消导师和具体学生的经济关联

2024年3月11日,赵鼎新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。离开系主任岗位之后,他依然是系里的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3月19日,浙大社会学系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,赵鼎新事先不知道有这次会议,也没被要求列席参加。会议上,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党总支书记陈素珊宣布成立了一个“社会学系学科建设工作小组”,要进行“站位更高”的改革。

在事后写给浙大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信里,他说,“所有这些事事先都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……简单讲就是否定我主持浙大社会学系工作期间的工作。”他宣布辞去所有和社会学系有关的职务。

从2012年开始,赵鼎新担任浙江大学访问教授。2018年,赵鼎新任浙大社会学学科建设首席专家,逐步着手进行该系的改革。

在其他学校,博士生大多是单导师制,而赵鼎新让浙大社会学系的博士们拥有了一个导师组。

在学界,不少科研需要团队作业,有些教授手握多个课题,使得具体科研任务经常由学生承担。这个过程中,由于双方权力的不对等,可能演变为导师对学生的“剥削”,以及学生对导师的人身依附关系。高校博士生中流行把导师称为“老板”,也是这种权力关系的缩影。

赵鼎新的改革意在打破学生与导师之间这层“劳务”关系。李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博士生考入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后,一开始不选导师,“我们和导师都是松散型关系,也是双向的选择。一年之后导师和学生双方就会慢慢看准了。”

在浙大社会学系,三到五个导师组成一个导师组,联合指导学生,导师组里可能有外校成员,甚至国外成员,“有些导师组成员是世界有关领域的著名学者。”赵鼎新说,他希望让各种不完全和谐的声音、不同的知识来补充学生。

原来的单导师制,一个博士生的生活费,学校出一部分、导师的课题经费出一部分,相当于导师在金钱上拥有对学生的部分控制权。没有了单一的导师,导师这部分钱就由系里承担,带来了学生与导师地位的相对变化。“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,变成了纯粹的学术指导关系。”浙大社会学系教师田梁说。

在赵鼎新看来,摆脱了对导师的金钱依附关系,是学生心灵迈向自由的第一步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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